观山湖那间总透着股潮味的屋子，窗玻璃擦得再亮，也照不进多少太阳。我在里面待了半年，像个被线牵着的木偶，连抬手低头都得听人吆喝，直到后来才惊觉，那线早把骨头勒出了血痕。

    刚到贵阳那天，接我的人指着南明河畔的高楼，唾沫星子溅在我手背上：“瞧见没？半年，顶多半年，那楼里就有你的一套。”我攥着兜里卷得皱巴巴的两千块，盯着他西装袖口磨出的毛边，竟真的在那片油渍里，看见了自己幻想中的房产证。他们说这叫“1040阳光工程”，是国家给普通人的机会，我信了，像信菩萨显灵那样虔诚。

    窝点在七楼，明明装着电梯，却偏要我们每天爬上去——“爬得越高，财运越旺”。三居室里挤着八个人，空气里永远混着廉价洗衣粉和汗馊味，可比起老家的土坯房，我竟荒唐地觉得“这环境够好了”。每天六点，口号声准时炸穿耳膜，“我能成功！早日上平台！”喊到嗓子冒烟，就灌口自来水往下压；背手册时卡壳，立刻就得趴在冰凉的地板上做俯卧撑，一百个，少一个都要重算。我趴在那儿，胸口贴着地面，能闻到地砖缝里的灰味，像极了自己当时的处境——烂在泥里，还以为在往上爬。

    最畜生不如的，是骗妈的那回。他们教我捏着嗓子哭，说开超市被查了，五万块罚款不交就得蹲大牢。妈在电话那头急得直抽气，说“你等着，妈这就去求街坊邻居”，声音抖得像风中的蛛网。挂了电话，我把钱递给“主任”，他拍我肩膀的力道很重，说“离成功又近一步”，可我盯着窗外的雨，突然觉得那雨丝全是针，扎得人骨头缝都疼。后来才知道，妈为了凑这笔钱，把家里养了五年的老黄牛牵去了屠宰场——那牛是爸走时留下的，妈平时舍不得让它多干活，总说“牛通人性，是家里一口人”。

    醒悟那天的太阳毒得很，贵阳的阳光把楼道照得发白。我看着“主任”对着新人唾沫横飞地讲“1040”，看着那些和我当初一样眼里冒光的年轻人，突然就醒了——哪有什么阳光工程，分明是把人往黑坑里拽的陷阱。我就是个傻子，笨得无可救药的傻子。

    出来后在贵阳打零工，住十块钱一晚的床位，被子潮得能拧出水。有次路过观山湖那栋楼，看见几个背着包的年轻人往里走，眼神亮得像当初的我。我张了张嘴，喉咙却像被堵住——我有什么资格喊住他们？我自己都把日子过成了一滩臭泥，连妈卖牛时掉的眼泪，都没脸去擦。

    胃老疼，医生说要按时吃饭，可我总忘了。不是忙，是怕闲下来。一闲下来，就听见妈在电话里的哭声，看见老黄牛被牵走时回头的眼神，想起自己怎么就猪油蒙了心，把吃人不吐骨头的勾当，当成了救命的稻草。

    贵阳的山青得发脆，水绿得发亮，可我这辈子，大概都不敢好好看这座城了。风一吹过南明河，都像在替妈问我：那1040的鬼话，你怎么就信了呢？你怎么就，能狠下心骗家里那点血本呢？